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出現對船舶融資租賃行業造成的沖擊和影響正逐漸顯現。在航運業竭力應對其所帶來的航運需求和貨源大幅減少等困難之際，已出現部分作為船舶融資租賃承租人向出租人要求延付租金。實際上，面對時下嚴峻多變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作為船舶融資租賃中的當事方，出賣人、出租人和承租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失和影響，船舶融資租賃合同的履行深受阻礙。船舶融資租賃中當事方是否可以援引不可抗力法規，或合同中不可抗力條款作為不可抗力予以主張，作為解除合同，或減免、延付租金的免責事由成為船舶融資租賃中需要考慮的突出問題。

本文將對船舶融資租賃中涉及的不可抗力在中國法和英國法下予以對比分析，并就當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否構成中國法和英國法下不可抗力提出觀點和建議，以期對船舶融資租賃當事方在適用不可抗力予以啟發和參考。

一、中國法下不可抗力制度以及與疫情之間的關系

1、不可抗力的淵源

不可抗力一詞（vis maior, force majeure, act of god）起源于羅馬法。在羅馬法中，針對債務人持有的債權人財產并負有返還義務情況下，即使債務人沒有過失或故意造成該財產受損，亦不能免責，除非存在失火，海難，地震等典型的免責事由，這類免責事由被稱為“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最初是作為債務人免于承擔民事責任而設立和存在的，后在羅馬法復興過程中，經法國民法和德國民法的發展，不可抗力制度逐漸引入大陸法系，并成為大陸法系中與英美法系不同的制度之一。

2、中國法下不可抗力和不可抗力條款區別

中國法律中對不可抗力的規定見于《民法總則》第180條和《合同法》第117條。中國規定凡同時具備“不可預見、不可避免且不能克服”的情形則屬于法定的不可抗力的范疇，“三不”內容是不可抗力的認定條件。不可抗力在中國法下是法定的民事責任免責事由，因此其成立條件非常嚴格。相比而言，《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79條對于不可抗力的成立條件只要求“三不”中的一種情形即成立該公約適用下的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作為法定免責事由，與不可抗力條款不能等同。不可抗力條款（force majeure clause）是當事人特別約定的一類合同條款統稱，這種條款中通常約定某些情形為不可抗力的情形，在約定的情形發生時，作為免責事由而不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本質上屬于當事方自主合意的行為，只要所約定的情形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即可。換言之，不可抗力是法定的免責事由，不論合同中是否約定有不可抗力條款等免責事由，法律均賦予合同下負有履行義務的一方依賴不可抗力主張免責的機會和權利。不可抗力條款是意定的免責事由，是合同當事方自主約定的免責事由，受當事方的約定和意愿調整，與不可抗力法定的成立條件和范圍完全不同。不可抗力條款的運用，是以模仿不可抗力制度為背景，通過列明當事方自認為應當作為不可抗力的方式，從而擴大法定不可抗力的內容和范圍，并減少特定情形出現時，當事方針對該特定情形是否構成不可抗力的爭執風險。不可抗力是對非合同當事方原因導致合同履行障礙時，給予合同當事方的法律保護和利益平衡。

3、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否構成船舶融資租賃中的不可抗力

首先，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否構成中國法下的不可抗力，需要先考察其是否同時具備不可抗力的“三不”成立條件，即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出現和影響對于船舶融資租賃當事方履行合同而言，是否同時存在不可預見、不可避免且不能克服的阻礙。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出現具有不可預見性，但對于當事方具體履約義務而言是否具有不可避免和不可克服的影響，則需要進一步考察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本身是否已經對船舶融資租賃當事方的合同履行障礙行為存在直接的，實質的，唯一的因果關系。例如政府的防疫行為明確禁止船舶融資租賃合同項下的出賣人交付船舶，或船舶融資租賃合同的承租人所租賃的船舶被征用等，導致船舶融資租賃合同永久或暫時無法繼續履行，負有履行義務的當事方在實質上沒有補救措施繼續履行合同的情況下，可據此主張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構成船舶融資合同履行中的不可抗力。換言之，盡管存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但負有履行義務的當事方能夠采取其他補救措施從而繼續履行合同，即使采取該補救措施將會增加船舶融資租賃當事方的成本或存在其他非根本性的困難，那么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該當事方履約而言，難以構成不可抗力。

其次，由于不可抗力條款系合同當事方的自主合意約定，因此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否屬于不可抗力條款中所約定的情形應以不可抗力條款內容具體約定為準。例如國內有融資租賃司的《融資租賃合同》（售后回租—船舶類）中將“瘟疫”作為不可抗力條款中約定的情形，因此如果船舶融資租賃中存在類似前述約定，則應視為屬于合同中約定的不可抗力情形，當事方可以依據所約定的內容主張自己的訴求。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屬于合同約定的不可抗力條款范圍情況下，只要疫情與當事方的合同履行存在因果聯系，即可以適用不可抗力條款作為免責事由，此時并不應將不可抗力條款的適用條件像法定不可抗力成立條件那樣，要求當事方的合同履行與疫情之間存在不可避免和不可克服的關系。

二、英國法中不可抗力條款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間的關系

1、英國法中沒有與中國法中相同的不可抗力法律制度，英國法中更依賴當事方自主約定的不可抗力條款實現免責的目的。

盡管英國法的發展過程中，也深受羅馬法的影響，但羅馬法以法律規定賦予債務人免于承擔民事責任的不可抗力制度并沒有得到英國法的繼承和發展。在較長時間內，英國法并不承認法律上賦予債務人可以憑借不可抗力的法律予以免責的規定，也沒有針對不可抗力給予明確的法律界定。其根源與英國法中強調合同應當絕對嚴格履行，不允許任何事由免除合同履行義務的淵源有關。在英國Paradine. v. Jane（1647）Aleyn 26一案中，法官認為“一個人應當履行由自己訂立合同而承擔和合同義務或費用，不管發生何種不可避免的事故，對這些事故他本來是可以在自己的合同中加以排除的。”這種認為合同履行是絕對責任的歷史傳統使得不可抗力的法定免責做法難以被英國法接受，當事方無法直接援引不可抗力的法律，而轉向通過在具體合同中約定諸多不可抗力情形為免責事由的方式實現免責的目的，這也是為何適用英國法的船舶融資租賃合同中經常加入不可抗力條款或類似重大不利影響條款（material adverse change），而不依賴法定的不可抗力制度的原因。因此，英國法中沒有像中國法律中允許當事人援引不可抗力法律規定作為免責事由的制度，船舶融資租賃當事人欲實現類似中國法中的不可抗力制度的效果、消除不可抗力事件對合同履行的不利影響，則通過擴充不可抗力條款中所包含的諸多不可抗力情形來實現免責的目的。由于英國法對合同自由原則的嚴格保護和強調合同履行的絕對責任，因此英國法下不可抗力條款的內容也很少受到法律否定性的認定，不可抗力條款的內容發展的很詳細。

因此，船舶融資租賃的當事方如果期望將類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這種突發事件作為不可抗力對待，應關注合同中不可抗力條款中有無類似約定，在存在類似約定且疫情與合同履行障礙存在直接的聯系，則合同當事方可以依賴船舶融資租賃合同所約定的不可抗力條款內容主張免除相應的責任。

2、英國法中合同受阻制度與中國法中不可抗力制度類似但不同。

英國法中雖然沒有不可抗力法律規定，但有與中國法中不可抗力制度類似，但內容比不可抗力要寬泛很多的合同受阻（frustration of contract）制度，合同受阻是指合同形成后，合同當事方在均沒有過錯情況下，發生了只是合同履行不能或繼續履行將導致非法結果的情況下，合同可以合法解除而免于違約責任。但由于合同受阻的范圍非常寬廣和抽象，能夠利用合同受阻的條件非常嚴格，因此適用英國法的船舶融資租賃中多是通過約定詳盡的不可抗力條款實現中國法下不可抗力制度的免責目的。

三、結論

在中國法下，單獨探討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否構成法律上的不可抗力實際意義有限，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本身不能作為不可抗力這一法定免責事由用于船舶融資租賃當事方免除合同履行的當然法律依據，船舶融資租賃當事方應結合自身合同履行中的障礙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間的因果關系，在當事方對合同履行因疫情而無法克服和避免時，則可以成立中國法中的不可抗力。而在船舶融資租賃合同中約定的不可抗力條款涵蓋類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這種突發事件時，當事方可以直接援引合同中所約定的不可抗力情形主張相應的法律行為，此時不應再要求所約定的疫情是當事方不可避免和不可克服的條件。

在英國法下，由于英國法并沒有對不可抗力進行明確的法律界定，因此適用英國法的船舶融資租賃合同無法直接援引不可抗力的法律規定作為法定免責的依據。船舶融資租賃當事方可以借助于合同中所約定的不可抗力條款內容作為是否可以免責的依據。雖然英國法中也存在與中國法中不可抗力制度類似的合同受阻制度，但合同受阻制度范圍和內容比中國法下不可抗力制度要更寬廣和抽象，因此船舶融資租賃當事方應當先從合同內容本身出發，解釋合同中不可抗力條款所約定的內容，在無法利用合同的不可抗力條款情況下，再考慮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與合同受阻制度之間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