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重回白宮，是要“重演舊事”還是“紀元變幻”？

當地時間11月6日凌晨，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宣布在2024年總統選舉中獲勝。

特朗普曾擔任第45任美國總統，在任期間，其主導并發起了諸多充滿爭議的貿易戰，并退出包括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等多邊貿易談判，以及《巴黎協定》（The Paris Agreement）等多邊氣候協定。一系列的組合政策之下，貿易格局發生顛覆性的變化，航運業也由此迎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和更加多變的環境。

此番，特朗普重回白宮，是要“重演舊事”還是“紀元變幻”值得行業關注。

更為廣泛的貿易爭端

“讓制造業回歸美國，讓美國再次偉大”是特朗普一直以來的政治主張。而其對實現這一政治主張的主要舉措就是普遍性的準入關稅和懲罰性的高額關稅。

此前，特朗普已提出，要對“所有進入美國的商品征收10%的全面關稅”，甚至在一些場合稱要征收20%～30%的全面關稅，顯然，這一項普遍性的基準水平，提高了對美貿易的“準入價格”；與此同時，他提出對“來自中國的商品征收60%的統一關稅”，這一關稅的本質是不公平的懲罰性措施。

這將形成三個可能的后果，一是其對于經濟貿易全球化的打擊是沉重而深遠的，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結束，拜登任期內，貿易爭端并不像特朗普時期那樣激烈而廣泛，所產生的影響也更加可控，集中在幾個重點領域。

二是貿易格局的演進會加速，區域貿易可能會更加繁榮。在特朗普上一任期內，其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除了提高美國消費成本，加劇通貨膨脹之外，也讓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出現再分工，比如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承接了大量來自中國的配套產業，原材料和制成品的運輸，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航運企業在亞洲區內加強布局。

三是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尤其對于其盟友的不公平關稅政策，會迫使貿易流向發生轉變。在第一任期內，其曾以國家安全為由對歐盟和加拿大等傳統盟友，征收25%和10%的鋼鋁關稅，這引發了這些經濟體的報復性關稅，跨大西洋貿易關系緊張，但是一度利好亞洲-歐洲之間的貿易。

要知道，盡管特朗普始終傾向于貿易保護主義，但是對于全球絕大部分經濟體而言，貿易全球化依然是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正如特朗普在上一個任期退出TPP之后，反而利好了多個多邊貿易協定。

不過，值得警惕的是，在特朗普上一任期內，其整體政策兌現率約為23%，但是在貿易領域，遠遠高于這個水準，也就是說，貿易問題是其優先事項。

系統性供需風險來臨

按照美國政府公布的選舉議程，新任總統的就職儀式為2025年1月20日，按照特朗普以往的執政風格，會在上臺后很快以行政令方式在貿易、移民等領域出臺政策。比如在上一任期內，上任總統第一天，就正式宣布退出TPP。

如果按照其競選宣言所稱，首先展開針對中國進口美國商品的懲罰性關稅，那么跨太航線首當其沖。

短期來看，美國進口商會增加補庫存需求，以避開懲罰性關稅，而這一階段正好是中國農歷春節前，多重因素疊加之下，跨太航線或將迎來爆艙行情，運價只會在現有基礎上上漲。

但是，在關稅政策落地后，跨太航線將迎來前所未有的淡季。而在預期的淡季到來之前，相信船公司也會進行航線布局的調整，比如將跨太航線運力轉移至拉美等航線上，如果不采取停航等措施，在運力梯次降級的影響下，或將引發系統性的運力過剩風險。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特朗普不急于推出針對美墨和美國與東南亞貿易的政策，那么中國到墨西哥以及亞洲區內航線或將迎來增長的機會。此外，對于制造業企業而言，也在尋找更多能夠避開關稅，且利于調整供應鏈的地區，比如南美，所以，這些地區也將是航運企業重點關注的。

航運業脫碳進程將被打斷

基于氣候和環境問題，從而加快脫碳進程，是目前全球航運業主要趨勢之一，也是航運企業布局的重點。不過，特朗普對于環境問題的政策，或許會打斷或者阻滯這一進程。當然，這取決于特朗普在環境問題上能對歐洲產生多大的影響力。

我們都知道，目前，歐洲在航運業碳排放問題上是最為激進的地區，歐盟也已經將航運業納入碳排放交易體系（EU ETS）。表面上看，拜登政府在航運業減排方案中，存在感不強，但是“不反對”“不阻止”本身就是一種態度。

而且，在拜登任期內，美國長灘港與中國上海港簽訂了全球首個航運綠色走廊項目，拜登還推出“先行者聯盟”（First Movers Coalition）計劃，推進私營部門的脫碳行動，包括其基礎設施投資法案中，也加大了對清潔能源的投資。因此，從上述方面來看，整體上，拜登是支持航運碳減排的。

但是，特朗普不是。從上一任期來看，不僅退出了《巴黎協定》，還在不斷增加美國原油生產，削減政府對環保科研的資金支持，取消或弱化奧巴馬政府留下的氣候和環保相關法規。因此，此番上任后，特朗普有極大可能會削弱或者廢除拜登在環保、新能源、氣候方面的政策。

而在國際方面，盡管美國造船和航運業話語權不高，但是憑借其在資本市場對航運公司的影響，很難說不會出現“不退出環保機制就退市”的狀況，這樣的情況一旦發生，必然會打破經歷無數談判才最終形成的行業共識，也將對整個航運業的脫碳進程帶來打擊。

造就更加混亂的中東

“我能在數小時內結束加沙戰爭”這是特朗普在面對紅海局勢時，最廣為人知的表態，也因此被視為其上臺后，航運業“紅海危機”有解的論證。但是，他同時也發表過自己是“以色列堅定支持者”的言論，很顯然，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在上一任期內，特朗普不顧多方反對，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把女兒嫁給了實力雄厚的猶太家族；他主張增進與地區伙伴之間的關系，尤其是美國與以色列的關系；強調削弱伊朗地區影響力，退出伊核協議等。

再結合其能源政策，一個混亂的中東才會符合其推高國際油價，讓美國能源出口價格上漲，增大主要能源進口國成本的目的。

目前，以色列在中東地區的戰火尚在可控范圍內，各方都在強調或者避免中東地區全面戰爭，但是在堅定支持以色列的特朗普上任后，很難說戰火范圍會不會進一步擴大。

所以，對于航運業而言，繞行好望角在短期內依然是最好的選擇，目前，中東局勢對于航運業的影響力因為持續時間長，已經見頂，也有足夠的應對舉措。但是，一旦重回蘇伊士運河，中東局勢進一步惡化，本就脆弱的全球供應鏈將再受打擊，并且在短期內無法恢復。

可能會被加強的FMC

除上述關鍵點之外，特朗普上任后，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FMC）監管走向何方也是業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在拜登任期內，FMC的監管實際上是加強了，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后，船公司普遍盈利，FMC的監管對于托運人的傾斜是擺在桌面上的，在托運人針對承運人發起的訴訟中，也鮮有承運人獲勝的案例。尤其美國《2022海運改革法案》的出臺，FMC可以說是持劍立威，通過約束承運人，把利益的天平向托運人傾斜。

而特朗普作為商人出身的政治人物，可以說是將“在商言商”貫徹到了極致。美國航運企業體量較小，大量的國際貿易依賴外資企業，但同時，其又是全球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國家，是大型航運企業無法丟失的市場。所以對于外資航運企業加強監管，傾向于美國的制造商和貿易商，不僅符合特朗普“讓制造業回歸美國，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政治主張，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震懾作用，因為對于任何國家而言，航運業和航運企業都是至關重要的。

所以，FMC的權限被加強就是大概率事件，而對于外資航運企業而言，極力合規之外，還要為國際應訴和訴訟做足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