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運植根于商品貿易發展

國際航運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以貨物運輸為主的、高度國際化的交通運輸行業，而國際商品貿易的發展是國際航運業發展的基礎。盡管國際資本市場、能源價格、海事法規等要素的變化會在短期內對國際航運市場造成顯著影響，但真正能夠左右國際航運市場格局的，始終是國際商品生產能力的變化與國際貨運市場的實際需求。

為確保戰略物資的運輸，“二戰”期間各參戰國都建造了不少運輸船舶，隨著戰爭結束，這些船舶由于長期無法找到貨源而被迫改建或拆解。因此從表面來看，“運力過剩”似乎是導致“二戰”后航運業大蕭條的主要原因，然而本質上，“二戰”對于國際生產力的破壞才是引發航運業大蕭條的根本原因。戰爭的巨大破壞力導致戰后絕大部分工業國家的工業生產能力大幅下降，受此影響，全球對能源、原材料與商品運輸需求也隨之下跌，大蕭條也就成了當時國際航運市場的必然。

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國際航運業的繁榮也與全球生產力的發展有著密切關系。20世紀50年代前，工業生產所需的木材、纖維、橡膠等原材料主要依靠農業生產，工業生產規模和效率很大程度上受農業生產力制約。20世紀50年代末，化工技術的突破，極大地推動了以塑料、合成纖維和合成橡膠為代表的人造材料的發展，大量新材料的出現豐富了工業生產原料的來源，全球范圍內的工業生產開始逐漸擺脫對農產品的依賴，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新階段。

工業生產力的發展顯著刺激全球范圍內以石油為代表的能源、工業原料及商品的運輸需求，國際航運業也進入快速發展時期。隨后爆發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對于當時國際航運業的繁榮只起到了“錦上添花”的作用。

此前，一直有觀點認為，由1973年石油危機引發的燃料成本上漲，是造成20世紀70年代航運業大蕭條的主要原因。然而從國際商品貿易與航運業的關系來看，這種觀點是片面的。20世紀50—60年代的低油價在刺激世界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使得全球的工業生產染上了“石油癮”。對于當時的工業生產而言，石油既是驅動機器運轉的能源，又是生產各類人造材料的工業原料。

從這個角度來看，國際原油價格上漲導致的能源與原材料成本的大幅提升，對于國際制造業的打擊遠遠超過航運業。因此，國際商品產量的減少導致全球對于能源、原材料及商品運輸需求的大幅下降，才是航運業再次進入大蕭條的本質原因，燃料價格的持續上漲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21世紀初國際航運市場的繁榮也與當時全球商品經濟的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以互聯網為代表的通訊技術的迅速發展讓全球化大工業生產成為可能，由此而引發的工業生產與商品貿易供應鏈的延長極大地刺激了國際航運業的發展。盡管當時以鋼鐵和煤炭為代表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一路上揚，原油價格也突破了100美元/桶的歷史性紀錄，然而這一切都沒能阻擋國際航運業蓬勃發展的腳步。

從以上分析來看，國際政治格局、資本市場、能源與大宗商品價格、海事法律法規對于國際航運市場的影響通常只是暫時性的。目前英國“脫歐”事件對于國際工業生產能力的影響微不足道，而對于國際航運市場的影響也由于相關的貿易協定尚未落地而無法預測。

制造業回流利好航運

相對于“脫歐”公投而言，英國“再工業化”的進程對于國際航運業的影響將更加顯著。“再工業化”是20世紀70年代西方學者提出的一個概念，即通過政策吸引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工業生產重新回到國內，吸引海外資本回流，避免國家出現產業結構“空心化”。

以英國為例，作為全球最早爆發工業革命的國家，英國經濟的發展經歷了“工業化”、“去工業化”和“再工業化”三個主要階段，工業革命后的英國生產力得到空前提升，逐漸成為“世界工廠”。然而工業在為英國社會帶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引發了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

隨著國內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自20世紀初開始，英國逐漸將鋼鐵、煤炭、化工、水泥、造船、汽車等高污染工業部門轉移到當時勞動力成本相對低廉的欠發達國家，在國內重點發展以金融業和高端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去工業化”使得工業在英國國民經濟中所占據的比例迅速下降，過度依賴第三產業的經濟增長模式讓英國經濟在歷次金融危機中受到了巨大的沖擊。

為提升國民經濟對于金融風險的承受能力，改善整體經濟結構，英國政府從2014年開始出臺新的經濟發展政策。通過稅收優惠等措施逐步增加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促進國內已經轉移到其他國家的工廠或生產線搬回本國。近期英國工業聯合會發布的一項統計數據顯示，英國制造業正在迅速發展，并對后全球金融危機時代英國經濟的復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這個角度來看，英國“脫歐”后“再工業化”的基本國策不會發生實質性的改變，由高端制造業回流而引發的新能源、原材料與商品運輸需求或將利好未來的國際航運市場。